他在史书中极少被提及 但对秦国功劳堪比商鞅

　　商鞅对秦国最终能够统一天下的史书少被商鞅功劳之巨大家都很清楚，无需多说——如果还有不了解的中极同学，可以出门左拐，提及翻看我们之前聊过的但对话题。秦国之所以能够最终统一天下，秦国那是功劳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贡献，只是堪比相比较而言，商鞅的史书少被商鞅贡献比较突出罢了。实际上，中极在秦国统一历程中，提及还有一个人，但对其功劳、秦国贡献堪比商鞅。功劳

　　他就是堪比司马错。在史书中，史书少被商鞅连司马错的生卒年份都没有明确记载(可见其被忽略程度)，其人事迹在史书中也极少被提及，《史记》仅有两次，《资治通鉴》也仅有五次。司马错就是这样一位几乎被史家忽略的人物，却对秦国最终统一天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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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资治通鉴·第三卷》记载：公元前316年，巴国和蜀国互相攻打，都来向秦国告急求救。秦惠文王想出兵攻打蜀国，但攻打蜀国道路险峻难行，又顾虑韩国可能会趁机前来侵犯，所以犹豫不决，便把此事交由群臣讨论。于是，司马错与张仪因为此事发生了争论：司马错建议出兵伐蜀，张仪主张去征讨韩国。

　　张仪认为，秦国应该与魏国、楚国亲善友好，然后出兵黄河、伊水、洛水一带，攻取新城、宜阳，兵临东西周王都，控制象征王权的九鼎和天下版图，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各国就不敢不从，这是称王的大业。

　　他说：“我听人说，要博取名声应该去朝廷，要赚取金钱应该去集市(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现在的黄河、伊洛一带和周朝王室，正好比天下的朝廷和集市，而大王您不去那里争雄，反倒纠缠于远方的戎狄小族争斗，这可不是帝王的大业啊!”

　　司马错反驳说：“不对。我也听说有这样的话：想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先开拓疆土，想要使军队强大必须先让老百姓富庶，想要成就帝王大业必须先树立德望(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这三个条件具备，帝王大业也就水到渠成。”

　　司马错认为：现在秦国还是一个地小民贫的国家，所以应该先从容易的事做起。蜀国，是西南偏僻之国，又是戎狄之族的首领，政治昏乱，如同夏桀、商纣;以秦国大兵攻蜀，就像狼入羊群一样。攻占它的土地可以扩大秦国疆域，夺取它的财富可以赡养百姓，而军队不须有大的伤亡就可以使蜀国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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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吞并一个国家而天下并不认为秦国强暴，获取广泛的利益天下也不认为秦国贪婪，秦国可以一举两得、名利双收，更享有除暴安良的美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秦国若是攻打韩国、劫持周天子，就会臭名远扬，也不见得有什么实际利益。

　　司马错接着说：“蒙受不义之名，攻打天下人所不愿攻占的地方，那可是很危险的!请让我细说其中的原因：周朝，是天下尊崇的王室;齐国，是韩国的亲睦友邦。周朝自知要失去九鼎，韩国自知要失去伊洛一带领土，两国将会齐心合力，共同谋划，求得齐国、赵国的援助，并与有旧怨的楚国、魏国和解，甚至不惜把鼎送给楚国，把土地割让给魏国，对此，大王您只能束手无策。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所在。所以，攻打蜀国才是十拿九稳的上策。”

　　以上内容就是张仪与司马错的争议。表面上看，张仪与司马错的争议好像只是关于攻打哪里的问题，但实际上，张仪与司马错的这次争议，对秦国后来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后世的角度看，司马错是一个有勇有谋、极富远见的将帅之才，他在这件事上的见识明显要高张仪一筹。张仪的建议更注重名和势(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不是从张仪这里偷的啊?)，而司马错的建议更注重实和利(富国、广地)。无论是名还是势，归根到底还要靠实力，所以，增强实力才是王道。

　　历史的发展则表明，司马错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平定巴蜀是实实在在增强秦国实力的策略。秦国后来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攻打中原，能够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支撑其统一天下的战争，很大程度上靠得就是司马错的这次关键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错的这次决策对秦国的影响之深远，几乎可以和商鞅变法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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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而，清代林云铭在《古文析义》卷五中评价此事时说:"划韩伐蜀二说，俱以‘名’、‘利’二字做骨，张仪谓王业起见，语虽大而实疏。司马错只拿定富强二字做去，而王业不争自成。何等万全。切实优劣，判如指掌矣。……战国中求实落经济，无出司马错之右者。”

　　另外，司马错在与张仪争论中所提到的“ 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的说法很有见地，后世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等战略思想恐怕也是脱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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